关于宗教，马克思在该文中有如下论述：
一个人，如果曾在天国的幻想现实性中寻找超人，而找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他自身的假象，只去寻找非人了。……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怕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他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
马克思在原文中特别强调：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读到上述文字，人们应当意识到，宗教是人们基于现实的苦难而构建的幻想世界。在这一幻想世界里 ，人们所遭受的苦难正是现实里苦难的反映，而人们所期望的借由幻想而获得的幸福，正是人们在现实世界里希望获得而无法实现的幸福。
因此，单个的人在现实世界里受到的剥削越多，所遭受的苦难越多，越是看不到希望，他在宗教这一幻想世界中寻求虚假幸福的动力也就越足；遭受苦难的人越多，借由宗教这一幻想事物的人也就越多。然而，幻想中的世界毕竟只能是幻想，犹如吸食鸦片一样，寻求宗教的人们最终也会迷失在宗教的幻觉之中，从而磨灭改变现实苦难的意愿。
剥削阶级正是利用了“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这一特性来来维持其统治的稳定，从而对广大的人们持续地施加剥削。具体而言，他们通过给予受压迫的人们以虚假的幸福，削弱人们在现实中的反抗意愿，并在现实中利用所谓法律等暴力措施剥夺人们反抗压迫的能力。
宗教作为幻想中的世界，仅能削弱人们的反抗意愿，而不能消除反抗意愿，更不能在物理上消除人们的反抗能力。因此，剥削阶级还需要借助于现实中的暴力来快速消灭人们在现实中的反抗，在有些地区的历史中，宗教也会借助于暴力来维持自己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从而实现持续的窃取信众的劳动成果。
同样因为宗教的非现实性，在历史中，部分被剥削者亦会利用宗教来凝聚其他被剥削者，从而实现在现实中对剥削阶级的系统性反抗。这一现象在各民族的历史中均十分常见。应当注意到，利用宗教所形成的反抗意愿，必然须要诉诸于现实的暴力才能在现实世界完成对剥削阶级的反抗，并使得人们获得现实的幸福。虽然最终的结果，往往只有部分原有的被剥削者实现了社会地位的转变，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上述过程中，原有的人们确实打破了原有剥削阶级的统治，使得大部分被剥削者获得了现实的幸福。因此，这些反抗仍然具有积极的作用，并对剥削阶级切实的产生了威慑作用。
随着18、19世纪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对宗教批判的完成，人们的觉醒以及科学进步的冲击，宗教这一幻想世界为人们提供虚假幸福的能力越来越弱。剥削阶级藉由宗教对人们进行思想统治的希望便随之破灭了。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有望为处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提供比宗教强上百倍乃至万倍的手段来彻底磨灭人们的反抗，这一手段正是一类具有高度成瘾性的化学制剂——毒品。
我想稍有常识的人们都应该意识到毒品具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效用：为苦难的人们提供虚假的幸福；稍有良知的人们也应当可以意识到，毒品具有另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效用：削弱苦难中的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反抗意识。
一旦将毒品与宗教联系到一起，尤其是在结合宗教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后，人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个结论：毒品绝对不是宗教的替代品，而是宗教这一手段的高级形式。上述结论正是基于如下事实：
第一、宗教只能削弱人们的反抗意识，而毒品则是抹除人们产生反抗意识的能力。人是物质的，唯有通过与现实世界进行物质交换才能维持其自身的存在。当人们从现实世界所获得的物质不足以维持其生存时，自然就会产生“我需要获得足够的物质”这一想法，这就是所谓的“反抗意识”。她不过是人们希望维持其生存的最朴素的愿望而已。
然而，宗教对这一愿望又是如何回应的呢？它永远重复着这样的话语：你生来就背负了罪孽，所以你现世的困难是在赎罪，你的那些“奢望”将会加重你的罪孽；而后它又创造了“地狱”用以恐吓它的信众。当然，它自身是了然的，地狱的场景不过是人们在现世所遭受苦难的万分之一而已，定然是无法唬住所有人的。因此，宗教只能削弱人们反抗的意识，它最终还是需要借由现实的暴力来消灭那些敢于提出疑问的人。
毒品的“高级”体现在，它不需要编织任何谎言，它自身也不需要诉诸任何暴力，当它在人这一生物身体内的存在达到某一阈值时，这具身体将只能产生一种欲望：这具躯体需要更多毒品。这里我使用了“只能”一词，不是说这具身体拥有了“产生需要更多毒品”这一欲望的能力，而是强调：这具躯体在物理意义上，丧失了“产生除毒品之外其它任何欲望”的能力。因此，这具躯体所代表的那个活生生的人，已经变成了毒品的奴隶，这种奴役直到这具躯体失去生理机能才会停止。
所以，宗教在不借助于现世的暴力时，只能削弱人们的反抗意识；而毒品却可以在物理意义上彻底的消灭人们的反抗意识。也许有人会讲：“毒品不也物质嘛，为什么你要说具有产生这种欲望的能力不会出现反抗意识呢？”我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反抗只是一种手段，获取足以维持生存的物质才是目的。而这仅剩的能力是绝无可能实现这一目的的，更确切的说，这仅剩的不是一种人的能力，而是一种生理机能。
2）、马克思在该文中已经指明：“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由物质力量消灭。”因此，产生反抗意识的人们必然通过诉诸暴力来获取足够维持其生存的物质，而宗教也只有通过对反抗的人们施加更大的暴力才能消灭人们的反抗。当宗教不具有这种能力时，它的广泛的剥削也就无法维持了。
对于毒品而言，当它在人的躯体内部的存在达到特定阈值时，这具躯体将必然丧失使用暴力的生理机能，那反抗自然就无从谈起了。如果有人对上述事实存在怀疑，可以多去了解一些吸毒者的影响资料；我想诸多所谓的“文明”国家，有着大量的吸毒者案例可以佐证上述规律。
需要指明的是，毒品使人的躯体丧失生理机能属于自然规律。所谓自然规律，是指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永远没有不遵守这一规律的选择权，即是在未来，人的躯体能够不受到毒品的影响，也只能借由另一个自然规律实现。所以，对于宗教这种人的造物，人们天然具有反抗的能力；而对于“毒品使人丧失生理机能”这一自然规律，人们天然就不具有选择不遵守的能力。可以确切的说，毒品将彻底的抹除人们反抗压迫的能力。
读到这里，或许会有人说：“你这就是在危言耸听，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了鸦片这种毒品，为什么他们没有像批判宗教那样批判毒品呢？”
对共运历史有些许了解的人们应该知道，工人们反抗压迫是从罢工开始的。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工厂是无法离开工人而独立存在的，当工人们拒绝劳动甚至占领工厂时，工厂主必然要遭受损失。简而言之，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资产阶级无法脱离工人阶级独立存在，他们必须通过工人的劳动才能获得利益。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毒品的泛滥必然导致工人劳动能力低下甚至无法劳动，进而影响到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你可以看到资产阶级会投入资源去管控毒品。
但必须指出的是，资产阶级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认为毒品应该得到控制，而是因为毒品的泛滥会极大的降低工人的劳动能力进而影响他们获得更多的利益。所以，资产阶级不是反对毒品的泛滥，而是不希望毒品的泛滥出现在他们的工厂里。你若不相信的话，就请将视线从19世纪的欧洲移到亚洲，在这里泛滥鸦片贸易正是他们的杰作。
那么在21世纪的当下，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那些处于垄断地位的大资本家们不再执着于建立工厂，而是将大量资源投入到股票、债券这些虚拟的金融概念里收割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即使如此他们仍不满足，还创造了所谓虚拟货币的概念，好为他们将大多数人的财富掠夺到他们手里提供巨大的便利。毕竟股票这些还是需要现实中的生产资料作为支撑的，一旦需要现实的生产资料，就存在被工人们影响的风险。
试着想象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处于垄断地位的大资本家们不需要这个国家的工人们参与劳动就可以获得大量的利益。那么这个国家必然有大量的无产者们因为无法参与劳动而变得一无所有；不仅如此，当这些大资本家们无法从工人身上获得哪怕一丁点的利益时，就会将目光投向那些资产不如他们小资产者，也就是所谓的中产者。当这一切行为得以实行之后，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国家里，会有大量的人由拥有少量资产的中产者迅速地变为无产者。而这些大量聚集的无法通过参与劳动维持其自身生存的无产者们，又该如何处理呢？就像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对无产者们施加暴力，将必然导致无产者们的暴力反抗。毒品这个时候就成了这些大资本家的宠儿，毕竟人天生就没有反抗毒品的能力。
在一个以剥削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由资本主义控制的政府是没有意愿彻底消灭毒品的。人们甚至可以想象得到，当科技足够发达，资本利用人工智能积累财富的效益超过人类的劳动时，这个国家将毫不犹豫的抛弃掉那些大多数人，而只在部分还不能被人工智能替代工作岗位上保留人的存在。而毒品，将非常出色的完成这个工作。甚至，这个国家的政府还会在无产者获得毒品的过程中征税。但在马克思的时代，人们是无法想象上述场景的，即人这一生物的存在成为了资本收割利益的阻碍。
或许也会有人说：“人具有自主选择是否使用毒品的自由！”其实稍加分析，人们就会发现上述观点其实不值一驳。不过这里我们还是简单地讨论一下。
人是物质的，人的所有欲念和行为都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在讨论自由这一概念时，必须以人的存在为前提。即，人在做出选择时不需要考虑该选择是否会导致其死亡。显然对于毒品而言，人类作为一种生物，天然不具有做出自由选择的能力。
更进一步，在一个以剥削为核心手段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对广大的无产者而言，从来就没有过自由。资本给予无产者的选项只有两个：服从或死亡。如果你不相信，就请将目光投向历史上的英国，投向现在那个自诩为世界灯塔的美利坚合众国。试问：对于一个不工作就会饿死的九岁的儿童而言，他有选择不工作的自由吗？再试问，对于这个儿童的家庭而言，少了一个九岁孩子的工资就会导致整个家庭面临生存危机，那这个家庭还有选择的自由吗？再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工人，只有通过毒品麻痹其神经不停的劳动，才能维持他自身的生存，那么他有选择不接受毒品的自由吗？所以，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一个人拥有的财产越多，拥有的自由越多。站在顶端的大资本家们，在这个国家里拥有无限制的自由，而无产者从来都没有获得过自由。即使在这个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者们短暂地拥有了在某些事项上的选择自由，那也只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大资本家们为了利益，暂时没有予以剥夺而已；只要他们想，无产者们将随时失去这些自由。
马克思在该文中也提到：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迫的底层群众总是占据大多数；虽然时不时会出现罢工乃至零星的暴力事件。但由于不掌握理论，他们往往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敌人究竟是谁；有的即使知道，也无法提出合理的方案将大多数底层人民组织起来。没有被组织起来的底层群众更容易被分化、利用。资产阶级往往通过无限细分的身份标签，放大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掩盖阶级之间的敌我矛盾。
人民群众需要的，不仅仅是用于施加暴力的武器，还需要理论上的武器。一个以人为根本的彻底的理论，一定可以掌握群众，从而获得足以消灭资产阶级剥削的物质力量。资产阶级并不会坐视这样的理论产生，它们会使用其窃取的所有政治、经济乃至武力等资源来阻止这样的理论产生。例如它们通过媒体将广泛存在的底层人民的苦难娱乐化，通过无限度的增加生存成本让底层人民疲于奔命，它们甚至会剥夺底层民众受教育的权利使他们连读和写的能力都不具备。
可以想象的是，人民群众要产生出这样的理论，是极其困难的。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在一个以剥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反抗是不会停止的。人民群众在一次又一次的反抗中，必然会探索出这样的理论；反过来，这样的理论又会进一步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更有效的反抗。简言之，伴随着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的长久的反压迫斗争中，这样的理论必然出现。由于是在人民群众的反压迫斗争中出现的，这样的理论一经产生就必然可以迅速地掌握群众，形成足以消灭剥削的物质力量。因此，被剥削的人民群众必将，由内而外地，迎来自己的解放。
唯有被剥削的人民群众意识到自己需要被这样一个彻底的理论掌握，这样的理论才会诞生并掌握群众。唯有达到一定的物质基础，领导人民获得解放的理论才能变成一个彻底的理论并实现人民的解放。而这物质基础不是别的，正是最广大的底层人民所遭受的长久的剥削以及他们持续的反抗与牺牲。黎明终将到来，也必然会到来；黎明前的苦难与牺牲，亦应被铭记于心。
